我的学友、散文家杨闻宇留连古城山水，佳作连连，继《天水三章》之后，又有题为《寂寞南郭寺》的美文问世。有感于杨君盛意，我欲与其相唱和，便换个角度，反其意而用之，写下这篇《风尘南郭寺》。
在我看来，南郭寺并不寂寞。天下寺院，多远离闹市，隐逸山林，以体现佛家“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”的宗旨。南郭寺却有些特别，紧靠着秦城，出城，过河，抬脚就到。顾名思义，“郭”者外城也，“南郭”即城南，与南郭先生无涉，“南郭寺”者城南一寺之谓也。正因离城太近，南郭寺便多行方便，广结俗缘，难得清静。
我小时在天水上学，三天两头就去南郭寺。有时是学校组织旅行，成群结队，老师带领着去的。有时是逢假日，同学相约，三三两两，自由前往的。遇有“四月八”庙会，搭台唱大戏，隆重庆祝佛祖诞辰，热闹非凡，贪玩的中小学生是必去的。不劳远行，不误饭时，孩子自去，家长放心，也不阻拦。这些活动，平平和和，无碍佛事，倒可视为助兴。
五十年代后期，我负笈长安，暑假回天水，仍忘不了去南郭寺看看。此时政治气候趋于冷峻，南郭寺也秋风萧瑟，游客零落，香客绝迹，烛火不燃，佛殿蒙尘，颇觉凄凉。但是，寺院却并不安宁，常常被迫挪作它用，遭受诸般侵扰。一段时间，劳教人员无处安身，就把南郭寺做了收容所、集中营。大跃进中，组织街道妇女搞生产，南郭寺又变成织布纺线的手工作坊。有趣的是，一个流浪的老红军曾长期下榻南郭寺。此人身材高大，上山下山骑一头小毛驴，有点像唐·吉诃德。我曾多次见过这位“红军哥哥”，并参观过他住宿的摆满革命文物的房间。“文革”期间，我没有回过故乡，据弟弟说，武斗升级时，城里一派，城外一派，城外的造反派一度占山为王，把南郭寺当成据点。十年浩劫，是一场全国性的灾难，南郭寺也横遭祸殃，吾神难保吾神。
星移斗转，时至九十年代，我返里探亲，秦城面貌大变，南郭寺也焕然一新。佛像金身重塑，庙宇新漆鲜亮。赵朴初老人题写的寺名牌匾，分外惹人注目。院内的春秋古柏，依旧苍劲如铁。寺外的唐槐，依旧绿荫如盖。北流泉水，依旧沛若有余。本已枯萎的那棵“老树”也复苏了，长出簇簇嫩枝新叶。除原有的杜少陵祠，又新增二妙轩诗碑，寺院西侧不远处，建起一座邓宝珊纪念馆，为南郭寺增添了新的人文景观。上山的路也拓宽了，小车可以一直开到山门。据说，市里规划要以南郭寺为中心，把这一片南山建设成风景区、名胜区，似已初见成效。眼下，许多干部、市民，把南郭寺作为晨练的最佳去处，每天都要上山跑个来回。我早起漫步河堤，只见南郭寺一带树木葱茏，绿意甚浓，山路上行人络绎不绝。这一切，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有些事，虽与佛门无直接关联，却也加深了南郭寺的内涵，就拿晨练来说，目的是为了健体强身，提高生活质量，这与佛家“普渡众生”的主张岂不吻合。
当然，也不是事事如意。繁华盛世，苗也长，草也长，良莠不齐，泥沙俱下，诚属难免。市场经济推动了社会发展，亦产生了负面影响，随着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的滋长，南郭寺也蒙上了市廛风尘。一天晚上，我偶到罗峪小区新居走走，夜幕早降，星月无光，天际一团漆黑，却见南面半山腰里，华灯初上，耀眼通明。我好生奇怪，问同行的弟弟：“南郭寺晚间还有庙会吗？”弟弟说：“那里每晚都有娱乐活动，有钱人寻求新鲜、刺激，就在山上过夜生活。”我想起来，白日曾见寺院旁边开阔地，搭有无数蒙古包式的帐篷，弄不清派何用场，原是某些款爷和有来头的人寻欢作乐的逍遥宫，那里有吃有喝，有歌有舞，灯红酒绿，任君潇洒，任君销魂。当今社会，此类事司空见惯，本可见怪不怪，但是，把这一套搬到山上，搬到南郭寺，搬到佛爷面前，我总觉得不伦不类，太离谱了。
佛是宽容的。面对大千世界，光怪陆离，形形色色，佛祖总是无言以对。而那尊大腹便便、喜喜哈哈的弥勒，那表情，那态度，却多少代表了佛祖的心声。尽人皆知，有两句话形容弥勒，道是：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；笑口常开，笑世上可笑之人。是的，茫茫人海，正的、邪的、善的、恶的、雅的、俗的、立功的、戴罪的、虔诚礼拜者、诃佛骂祖者，他统统接纳了、容留了。如此大容量，我们切不可以为他不辨正邪、不分善恶、不论雅俗、不识功罪、无是无非，细看他那笑意，还是有个尺寸，有个差别。在兵荒马乱中困顿流离的诗人，他付之以怜悯的笑；叱咤风云，功名盖世的将军，他付之以敬仰的笑；落伍掉队的革命战士，他付之以同情的笑；晨昏不误功课的信徒，他付之以赞许的笑；探古访胜的守规游客，他付之以喜悦的笑；坚持晨练的退休老者，他付之以鼓励的笑；而对那些强梁打斗、坑蒙拐骗、吃喝嫖赌、醉生梦死、佛头著粪、蹈入下流者，他则付之以无奈的、轻蔑的、憎恶的笑。须知佛家有偈曰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奉劝世人还是善自珍重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
南郭寺风尘千余载，还将在风尘中历经又一个千年……
